唐朝时期，儿童的安葬习俗，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？首先，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唐人普遍相信灵魂，希望通过茔葬使亡者灵魂得到安厝、生者感情得到寄托，因此对夭折儿童的安葬十分关心。唐代儿童夭折后或葬于祖茔，或葬于他处，以葬于祖茔为多，在安葬方式上既有传统土葬，也有塔葬，以传统土葬为主。

坟上起塔的方式

隋唐时期佛教盛行，僧尼与信徒在传统土葬与佛教全身舍利思想影响下，流行死后坟上起塔的安葬方式。坟上起塔是佛教塔葬与中土墓葬相结合的丧葬方式。塔葬是佛教的重要葬俗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塔葬也开始流传，但南北朝时期塔葬在佛教信徒中所占比例不高，多数佛教信徒仍然采取中国传统墓葬习俗。

印度佛教塔葬为先火葬后起塔，这与传统儒家入土为安思想矛盾，因此既能入土为安又能立塔的墓上立塔成为众多佛教信徒的选择。南北朝时期墓上建塔并不流行，在隋唐时期才流行起来。与成人一样，儿童安葬方式中也出现了坟上起塔。

坟上起塔的典型代表为隋代李静训墓。李静训母亲宇文娥英，父亲李敏，外祖母杨丽华，祖父李崇，家世显赫。李静训大业四年（608）六月一日于汾源宫因病夭折，只有九岁，十二月葬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寺。其墓志云“即于坟上构造重阁”、“遥追宝塔”，考古时也发现墓葬地面有长50米、宽22米、高数米的残存夯土台基，由此可知李静训夭折后采取坟上起塔的安葬方式。

李静训自幼被外祖母杨丽华抚养，在宫中长大。隋代皇室笃信佛教，在这种氛围下，她“摄心八解，皈依六度；戒珠共明铛并曜，意花与香佩俱芬”，自幼便皈依佛教，是一个佛教信徒。时人受到传统灵魂不灭观念影响，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，需要为灵魂寻找去向与归宿。作为佛教徒，李静训灵魂的去向自然是佛教西方世界。

因此她的墓葬采用坟上立塔的方式，使用房形石葬具并仿效舍利埋葬，葬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尼寺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灵魂能够“魂归秖阁，迹亦吴坟”。唐代坟上起塔的安葬方式在僧尼与普通信徒中大规模出现，称之为砖塔安葬，皇室中许多儿童夭折后即采取砖塔安葬。

砖塔的方式

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可能采取砖塔的方式安葬。南宋陈思《宝刻丛编》卷八《陕西永兴军路二·京兆府中》记有《崇敬寺尼安定公主塔铭》，可惜塔铭内容已不可考证。按，唐代公主封号为安定者四人，一为高祖之女千金公主，武则天时改封安定公主；二为高宗与武则天长女安定思公主；三为中宗之女安定公主；四为宪宗之女太和公主，武宗时进封安定长公主。

那么，塔铭中的安定公主为何人？《唐会要》记载崇敬寺在静安坊，本隋代废寺，“高祖为长安公主立为尼寺。高祖崩后，改为宫，以为别庙，后又为寺。”《长安志》则记载：“龙朔二年（662），高宗为长安安定公主薨后改立为尼寺。”

《类编长安志》记载：“龙朔二年，高宗为长女安定公主薨后改立为尼寺。”《唐两京城坊考》记载：“龙朔二年，高宗为高安长公主立为尼寺。高宗崩后改为宫，以为别庙，后又为寺。”按，高祖至高宗并无长安公主，而高安公主为高宗次女，薨逝于开元时。比较这几则史料，《唐会要》成书最早，但所记长安公主为误记，故之后《长安志》修改，认为应为高宗长女安定公主。

《长安志》中“长安”疑为“长女”误写，故《类编长安志》加以改正。《两京城坊考》则综合几则史料，认为是高宗之女高安公主。但高安公主因其母萧淑妃之故，与其姊义阳公主一起被囚禁于掖庭，直至太子李弘进言才出嫁，高宗不太可能为其立寺，而且本人初封宣城公主，睿宗时才封高安长公主，玄宗时去世。

从几则史料来看，崇敬寺最有可能是高宗为其女安定公主所立。《旧唐书·高宗本纪》记载，麟德元年（664）三月丁卯，高宗追封长女为安定公主，谥号思，并按亲王埋葬礼制提供卤薄鼓吹，将长女“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”。安定公主最后安葬于崇敬寺，而崇敬寺刚好建立于公主下葬的前两年，所以崇敬寺最可能是高宗特意为安定公主薨逝所立。那么塔铭中的安定公主是谁呢？

在四位安定公主中，如果是千金公主和太和公主，则应该称为安定长公主，故此首先排除；至于其他二人，在塔铭中安定公主被称作“崇敬寺尼安定公主”，说明这位安定公主是出家为尼的，但四位公主都未有出家记载，而且唐代公主入道者居多，信佛者有之，但出家为尼者则无记载。

中宗之女安定公主先后出嫁三次，最后先驸马崔铣而逝，死后与何人合葬产生争议，显然不可能出家为尼。崇敬寺既然最可能因高宗安定公主而建，故塔铭中的安定公主很可能是高宗之女安定公主。唐代儿童生病后家人会通过寄名佛寺并出家的方式治疗疾病，高宗与武后为了治疗其疾病有可能令女儿出家为尼寄名于佛寺，最早可能是寄名于德业寺，在安葬时则改为安葬之地崇敬寺。

那么，根据这一塔铭能否说明高宗之女安定公主为塔葬呢？唐代塔铭按其内容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为葬塔铭，即以营葬目的兴建的塔上之铭；一类为功德塔铭，即为作功德而兴建的塔上之铭。安定公主塔铭内容无从可知，所以是否为砖塔安葬存疑，如果为葬塔铭则为砖塔安葬，如果为功德塔铭，则不是。安定公主是否为砖塔安葬尚且存疑，但玄宗与武惠妃之子夏悼王李一为砖塔安葬则是无疑的。

李一的砖塔安葬

《文苑英华》卷七百八十五苏颋所作《大唐故悼王石塔铭》记载：唐开元五年岁在丁巳四月庚午朔二十一日庚寅，故悼王薨于上阳之禁中，年曰二岁，而未及周。呜呼哀哉！王即开元神武皇帝第九之爱子也，以某月二十七日景申，葬于万安山之东南岭。圹唯五尺，棺不三寸，垒石塔一丈于其上，不雕不砻。从省薄也。

其铭曰：南有万安兮北有洛城，城可望兮天之京。李一在开元五年（717）四月二十一日在上阳宫中夭折，停灵七天后于四月二十七日安葬于万安山东南岭。根据塔铭中“垒石塔一丈”可知，这是葬塔铭无疑，李一为坟上起塔安葬，塔为石塔。

夏悼王李一是玄宗第九子，母为武惠妃，由于生而秀美，玄宗十分喜爱，但可惜孩孺而薨，当时玄宗车驾在东都，于是将其安葬在城南龙门东岑，以便在宫中就能看见，其塔铭中也说“葬于万安山之东南岭”、“城可望兮天之京”。

李一葬地万安山为唐代洛阳一处重要墓葬集中地，尤其万安山之南更为众多名人安葬之处，可见虽然李一的安葬尽求俭薄，但玄宗在其安葬上还是费尽心思，不但将其砖塔安葬，而且葬于既能宫中举目见之又有众多名人安葬的万安山。墓志中记载李一墓圹不过五尺，棺不到三寸，石塔高一丈，不进行雕刻与打磨。

通过李一墓志记载，大致对当时塔葬规制能够有所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李一的棺不到三寸，唐代一寸大约3厘米，三寸即不足10厘米，从李一夭折时不足一岁来看，与李静训全身入塔不同，李一塔葬时为火葬入塔。太原王孟玉也是砖塔安葬，《大唐故太原王孟玉塔铭》中记载：王讳康，河东桑泉人也。以景龙二年十月二日，奄逝于安兴坊之私第。春秋一十有二。其月六日送窆于长乐原之西北。

塔铭中的太原王孟玉两《唐书》等史书都无记载，有唐一代封为太原王者三人，李承宗、武士彟及王处直。从时间来看，塔铭中的太原王孟玉于景龙二年（708）夭折，当是袭爵，王处直为晚唐人，首先排除。李承宗为李建成长子，武德时受封为太原王，早卒。李唐宗室地望为陇西成纪，塔铭中孟玉则为河东桑泉人，而且由于玄武门之变，李承宗有后代袭爵的可能性很小，故排除为李承宗后代。

武则天之父在咸亨元年（670）被追封为太原王，李举纲考证太原王孟玉疑为武士彟后裔，但武氏家族地望为并州文水人，不过河东桑泉与并州文水相距不远，所以孟玉可能为武士彟后裔。孟玉能够袭爵太原王，可能为武氏一族嫡系，但其景龙二年（708）十月二日夭折后，停灵五天即以塔葬方式安葬于长乐原，墓志也对其家世讳莫如深。

总的来说，李举纲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此时武氏政权倒台，武氏一族在上层社会的势力被基本清除。但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景龙政变有关。虽然此时中宗已复位五年，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人与韦后勾结，武氏一族势力仍然不小，所以武氏政权的倒台并未导致武氏一族的势力在上层社会被清除。